由这一新型信任结构出发，司法区块链被广泛用于信用司法生态建设之中。

为获得更富有成效的分析，本文将形式法治观和实质法治观作为法治理念最基本的二元区分。有见解认为这是一种与西方经典的法律与道德分离命题相反的统合方式，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就是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论。

这是一个逐渐除魅的世界，在当前社会已经没有哪项绝对的价值可以让所有社会成员自觉遵守，人们甚至在面对价值领域冲突时可能显得无所适从，因此价值的诸神之争不可避免。因此，理性、有限的实质法治观可以指向整合+权利版本。同制度治理、技术治理一道，价值治理无疑成为了我们更为深入理解这一政府行为的理论契机。罗尔斯更是进一步提出了平等主义的政治中立性原则。政府价值治理中民主+形式合法性版本的形式法治观，描绘了当前以核心价值观入法为内容的法治观，它所供给的薄规范对于政府价值治理的指导、评价功能较弱。

——首批援鄂医疗队返程纪实》，《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3月21日，第1版。[31]政治中立性原则实质上具有作为基本政治道德的自由主义平等理论的支撑，[32]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防范国家干预个人生活领域。其二，增加三种授权立法形态，并对相关条文做增补调整：一是增加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省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立法。

对授权地方人民政府立法，已有学者进行过讨论，如赵一单在揭示《立法法》第82条第5款关于地方政府规章先行立法权与第6条关于禁止地方政府规章设定损益性规范之间矛盾的基础上，论证了授权地方人民政府立法的必要性，并指出：地方人大的国家权力直接源于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其与全国人大的国家权力一样是固有的权力，作为这一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立法权也因此具有固有性和原生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立法并不会构成转授权。按第二种解释，只要法律在内容上是一个有利的特别规定就可以溯及适用。该条前半句规定的是不溯及既往原则，后半句但书规定的是溯及既往原则。三是增加国务院、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授权试点地区或单位暂停或暂时调整其制定的部分法律条文的适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又一引擎，我国先后建立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法》第65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就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作出规定，而宪法第89条规定的事项包括（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在第一种情形下，下位立法主体明知有上位法存在，仍制定与之相抵触的法律规范，是对上位法的冒犯。最后需要考虑的是，我国现行立法已将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和职权以及民事基本法律制度等完全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这实际上等于以突破授权经济特区立法的形式，扩展了授权新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我国法律分为基本法律与普通法律，二者的制定主体与位阶均有差异：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普通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制定，前者的位阶高于后者。

国家机构组织法，不仅涉及国务院和其他行政机关的组织，还涉及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国家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基本法律调整事项与法律绝对保留事项之间的关系。《立法法》第94条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这就说明，大多数暂行法、试行法名不副实，立法者使用这一名称比较随意，不够规范，很大程度上是对其立法责任的先行推脱。不过，该条前半句规定不溯及既往原则时，是从法律形式角度着手的。

只有第一种情形，即后制定的下位法与先制定的上位法相抵触的，应当通过审查机制来解决。第82条第5款规定：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

这就说明，除非立法机关有特别规定，程序法原则上应溯及既往，在但书中明确规定程序规则溯及既往，有其必要。正因为如此，《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35条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决定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行政法规的部分规定。然而我国大量改革试点，除了改革现行法律的部分规定之外，还会改革现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部分规定。并将其调整到第一章总则中。不论是哪一种情形，由于上下位法的制定或者修改有一个时间差，势必会造成新上位法与旧下位法相抵触的情形。第10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国务院并没有制定民事法律和国家机构组织法的先天条件和优势。这是因为，地方性法规先行立法时，所规定的是法律和行政法规调整的国家事项（非法律保留事项）。

前者由立法机关规定，后者由适用机关解释。《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划分，以及其他一些部门法关于某种行为设定权的规定，也属这一类。

第93条但书部分修改为：但程序性规定、法律解释以及溯及既往可以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的除外。既如此，则说明两类的配置原理是统一的，基本法律所调整事项应是我国立法事务中最最重要的，法律绝对保留事项即便不限于基本法律调整的事项，也应包括基本法律所调整的全部事项。

民事法律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可见，基本法律调整的主要为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事项，普通法律调整的是除此之外的其他事项。除上述两点之外，现行立法法的相关表述还存在以下问题。1.法律解释的溯及既往 第93条前半句从法律形式的角度（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划定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适用范围时，未提及宪法、国际条约和公约、法律解释等。

就其实施期限来看，有些试行法、暂行法施行长达35年，平均施行期间为15年以上，与正式法律法规的施行时间没有差别，甚至更长。绝对保留的事项，不得授权国务院立法，而立法法对绝对保留事项的规定较为简单，不够明确合理，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其五，对其他部门法配置立法权的行为做原则性规定，对以暂行和试行命名的立法设定暂行或试行期限等限制性条件。如果立法者认为，要以新的一般规定替代或者废止旧的特别规定，就应当作出特别说明。

不同于基本法律与普通法律的划分，法律的绝对保留事项与相对保留事项的划分不是依据立法主体的权威性，而是依据对立法事项授权立法的可能性：绝对保留事项意味着该事项是不能授权立法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亲力亲为，相对保留事项则是可以委托给国务院等其他机关代为立法的。（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这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经济特区在性质功能上具有很大相似性，是继续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区，既然为先行先试的试验区，就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赋予其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先行先试权。基于以上理由，建议本次修法时对暂行法和试行法的制定规定一些限制性条件，至少应规定暂行法与试行法的暂行与试行期限。第82条规定，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作出规定。至于划分基本法律与普通法律的调整事项范围，则有重要性标准、基本性标准等不同看法，还有人提出包括全局性长远性普遍性和骨干性在内的标准束。

《立法法》第93条就不溯及既往原则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例如，《宪法》第86条第3款、第95条第2款和第3款、第124条第3款、第129条第3款、第135条第3款规定，国务院的组织、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自治地方之自治机关的组织、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人民法院的组织、人民检察院的组织均由法律规定。

上述矛盾在地方先行性立法尤其是地方政府规章先行性立法中，会显现得更加突出。考虑到两种表述及其所代表的立法权配置渠道不同，上述矛盾并不能单纯依靠立法法修改来解决，但应当注意到这种矛盾的存在，并努力协调。

其实，在现行体制下，对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所采用的基本是裁决或者审查机制。其核心问题是，应否对第10-12条的规定做适当调整，使其适用于所有授权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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