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这种差别中存在的是男性至上思想与性别平等思想之间的较量，贤妻良母，女国民之母公开地展现出了男性至上主义的特征，女国民则表现出女性追求性别平等的理想。

法案是指依法享有提案权的机构和人员向国家立法机关提起的关于法律的议案。事前审查 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例如，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等。在我国，宪法修正案的审议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主席团审议。这说明，我国的法律解释是立法解释，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其内容是对法律的补充、完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立法过程中基于立法机关自律，通过对组织法进行合宪性确认、对基本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对法律是否具备宪法依据，以及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精神进行审查，维护宪法权威，实施宪法，确保社会主义法治统一，因而其性质是立法过程中的合宪秩序维护。其二，如果对法案中的法作字面理解，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都是规范性文件，具有普遍拘束力（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具有普遍拘束力），但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其提案不能称之为法案。

[30] 刘季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 修订草案） 修 改 情 况 的 汇 报》(2018年12月23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9.3，第535页。在审议过程中,有单位建议，应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全国金融法院的布局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9]和田仁孝：《ADR-理論と実践》，日本：有斐閣，2007年，第30页。

例如在宁波，为实现纠纷解决和理赔的一站式服务，宁波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与医疗责任保险理赔部门合作，由保险理赔部门主导调解成功的案件申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签订调解协议书，而2012年出台《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更是规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金额较大的医疗纠纷时应通知保险机构参加。[19]山本和彦：《日本におけるADR の現状と課題》，《JCA ジャーナル》第49巻9号，第14页。可见在财政经费之外，公私协作、社会捐赠等也已经成为调解经费的来源。[9]因此在调解中，医疗纠纷的解决不仅需要以法律为最终判断标准，还需要融入不同于诉讼程序的伦理、素养和专门技艺，从而能够令目光往返于当事人间的合意以及法律规定之间，使纠纷得到实质性解决。

总体而言，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至少已在如下方面取得进展。[14]《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第31条。

摘要: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医疗纠纷解决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之间因保险合同而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理赔中心尽管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参与到医疗纠纷中，但上述由医疗责任保险承保机构的下属部门进行保险理赔并介入调解的做法，其中立性受到一定质疑。医疗纠纷中存在数量多、所涉内容复杂、纠纷解决耗时长等现象。[7]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第47页。

进入专题： 人民调解制度 医疗纠纷 。[28]和谐稳定发展的社会，既需要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系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需要构建公民自治、社会共治、多方参与、司法保障的纠纷解决体系。截至2018年9月，全国已建立医调委3565个，人民调解工作室2885个，覆盖全国80%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域，其中调解员2万余人，专职调解员5137人。[13]实践层中，医调会主动调解的做法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有效化解纠纷，但主动启动程序也可能助推调解机构在存有偏见和预断的心理预期下进行实质上的判断，难以形成相对冷静、克制和自律的判断结论，这也与纠纷解决机构所应持有的被动和中立立场相背离。

[8]调解则被认为综合了诉讼、仲裁与协商等制度的优点。《人民调解法》3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7]但与此同时，各地对于调解委员会及其成员的组成方式以及具体调解方式有着不同规定和做法。上述诉讼时效中断和诉讼中止的规定被日本学界认为是该法最为重要的创设。

另一类以协商为代表，该类型的纠纷解决机制将自身定位为一项与诉讼完全无关的制度，以边际性的手段和独有的方法追求纠纷化解，这类纠纷解决机制相对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24] 事实上，我国推进调解费用多元化支持的尝试从未停止。[2]季卫东：《当事人在法院内外的地位和作用（代译序）》，载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13]《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在第34条第1款中规定：医调会应当事人的申请，受理、调查、调解医疗纠纷，也可以主动调解。[20]可见在强调人民调解中立性原则的同时，进一步规范调解主体和程序上的中立，将成为未来我国医疗纠纷调解的发展方向。[5]村上正泰：《医療崩壊の真犯人》，日本：PHP研究所，2009年，第46页。

[22]植木哲：《人の一生と医療紛争》，日本：青林書院，2010年，第473页。未来在保证调解公正、中立等前提下，通过多元渠道拓宽经费来源以保障调解必要经费，也将成为调解制度实现长效性的重要手段。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自设立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备案。[10]山本和彦：《日本におけるADR の現状と課題》，《JCA ジャーナル》第49巻9号，第14页。

（一）确保调解的中立性 中立性、公信力和公正性是调解得以存续的基础，为此《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专门规定了咨询专家、鉴定人员等回避制度。然而，内部机构和人员的构成方式或者使得调解主体确实难以完全保持中立性，或者即便客观上已实现了中立，患者的既有印象依然会认为调解过程存有偏私从而影响纠纷的实质性解决。

文章来源：《求是学刊》2020年第1期。相对而言，日本《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促进法》为实现调解与诉讼的有机有效结合而设计的诉讼时效中断和诉讼中止等制度创新，对我国很有借鉴价值。[16] 三、借鉴与完善 在我国医疗纠纷多元解决相关立法和规范已有重大突破之时，对于成熟经验和实践的吸取必不可少。2014年，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该办法将人民调解作为社会管理性服务中的一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日本的医疗调解机构在早期也曾依靠财团基金支持，然而这一做法同样遭到了患者有关调解中立的质疑。[8]山本和彦等：《ADR仲裁法》，日本：日本评论社，2008年，第25页。

在此基础上，2019年3月，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颁布并施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指引（试行）》，该指引进一步细化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施细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指引（试行）》规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一般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具有医学、法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由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成年公民担任。

[3]宇田憲司：《医事紛争とADR—京都府内での裁判外紛争処理の実践過程》，《医事法の方法と課題》，日本：信山社，2009年，第696页。[5]在此背景下，诉讼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制度在医疗纠纷解决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7] 不同种类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医疗纠纷解决中也各具特性：仲裁是以既定法为出发点，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之内提供相较于诉讼更为简易、迅速、廉价的纠纷解决方式。《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31条规定，当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已被受理，或者已经申请卫生主管部门调解并且已被受理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予受理。[23]在经历多次调整后，日本医疗调解机构现在通行做法是收费但不营利。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包括协商、调解和仲裁等，简称为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诉讼以外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旨在实现有效解决纠纷降低成本恢复共同体内秩序等功能。

同时，《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指引》规定了经过司法确认有效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2018年10月《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出台进一步确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法律地位，其扩充了2002年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所规定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正式在行政法规中将人民调解确定为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定途径，实现了实践中广为适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途径的法定化，明确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法律地位。

（四）完善调解与诉讼的制度衔接 法社会学家曾致力于将调解建构为一项与审判对立的法律制度，但这样的建构也包含了潜在的风险：调解与审判的人为对立会导致一种本土文明与西方移植文化相对立的假象，更进一步，即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一）确立了层级化的规范依据 2010年8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正式将人民调解作为法制框架内的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已经确立了层级化的规范依据、设立了专门的调解主体、设置了规范的调解程序。而协商则不以法律为基准，强调以灵活的解决模式倡导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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